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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论:保增长必须防通胀控杠杆
2016年6月7日 来源: 上海证券报

  加杠杆不可能推动经济增长,尤其是“脱实向虚”的加杠杆,更无益于经济转型、产业升级的战略推进。相反,高杠杆意味着高风险,如果控制不好,它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,并导致经济负增长,老百姓的储蓄与财富很可能化作泡影。


 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,我国GDP增速明显放缓,并出现了经济持续下行的态势,这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年均10%的超高速增长时代的终结,我国经济开始步入中高速增长的“新常态”。


 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,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、沉着应战,坚定改革方向,尊重市场规律,让股市、汇市、楼市功能回归本原,切不可简单地将央行放水与加杠杆作为保增长的手段。


  事实上,加杠杆不可能推动经济增长,尤其是“脱实向虚”的加杠杆,更无益于经济转型、产业升级的战略推进。相反,高杠杆意味着高风险,如果控制不好,它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,并导致经济负增长,老百姓的储蓄与财富很可能化作泡影。


  新常态与保增长


  如果说金融危机以前的30年,中国经济主要以工业化及总量扩张为首要任务,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做大蛋糕、做大规模。那么,全球性金融危机懪发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,则一方面检验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,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有机会深刻反省总量扩张背后的代价:粗放式、外延型经济增长模式建立在廉价劳动力、廉价地皮、高能耗、高污染的基础之上,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。


  因此,中国经济从超高速转入中高速、从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,并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,这可能是下一个30年中国经济变革的最重要特征,这就是我国经济的“新常态”、新格局。


  新常态不是放弃增长速度,而是要追求高质量的增长速度,我们要从过去粗放式、外延型、总量扩张的增长模式转向集约化、内涵型、结构优化的发展模式。这是一个系统工程,也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,它不可能一步到位、一蹴而就,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决心、耐心、信心和心理准备。只要方向正确、政策对路,并且用力适度,我们就有可能事半功倍,并能再次赢得下一个30年发展的成就与辉煌。因此,在政策制定上,我们不能心急,更不能用力过猛。


  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,我们习惯了年均10%的GDP高增长,“保八”成为决策者的底线目标和惯性思维。在快速工业化的年代,保增长就是保投资、保出口,办法很简单:一方面,加大货币投放,增大贷款供给,扩大重化工业投资、扩张重化工业产能;另一方面,采用超国民待遇政策吸引外企、引进外资,大力发展国内加工制造业,刺激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。


  相应的,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的许多产品产量也纷纷占据了世界第一的位置。比方,我国粗钢产量是日本的8倍,是美国的10倍;我国汽车产销量已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总和。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,仅次于美国,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;2013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,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。这一切既是金融危机以前我国经济30年超高速增长的直接结果,同时也是金融危机之后重化工业产能过剩、经济下行的间接原因。


  伴随着30年GDP高速狂奔,当重化工业产能扩张走到尽头,GDP“保八”就不再现实,于是,产能过剩与经济下行“携手”拉开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序幕。在经济新常态下,我们不再单纯追求高速增长和总量扩张,同时,实体经济面临经营困难,尤其是钢铁、煤炭等重化工业出现行业性亏损或微利,汽车、有色金属、化工、水泥、玻璃等重化工业,则开始步入零增长态势,昔日GDP高增长的功臣,如今成为经济前行的障碍和阻力。在此情形下,人们急切地提出“保七”、“保六”的GDP增长目标,他们对GDP增速从金融危机前的14%滑落至目前的7%以下,感到很不习惯,也深感不安。其实,7%左右的GDP增长,在全球仍是少有的高速度,尤其是中国GDP的基数已很庞大,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N个欧洲国家的GDP。


  不过,随着重化工业、央企、大企业增速放缓,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成为我国经济稳增长、保增长的新引擎。为此,李克强总理提出了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的双创战略,从中央到地方、从官方到民间,双创活动赢得了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参与,小微企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与政策扶持。这是大众创业的春天,也是小微企业的盛世,它拉开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序幕,双创及小微将是我们未来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新动力、新希望(17.490, -0.14, -0.79%)。


  保增长与防通胀


  面对我国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,以及全球性量化宽松政策的国际环境,我国央行的“相机抉择”陷入了两难境地。在新常态经济环境下,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、标本兼治,保增长不能习惯性地依赖央行随意放水,“大水漫灌”式的扩张政策是给经济打强心针,短期兴奋过后,必然会留下后遗症。


  众所周知,货币投放主要有三条途径:一是银行信贷;二是公开市场;三是票据贴现。在过去十年间,我国货币投放规模快速增长,2005年底广义货币(M2)余额不足30万亿元,2015年底却高达140万亿元,是十年前的4倍多,年均增长16.65%。2015年M2占当年GDP的比重高达200%多。这与美国相比,差异悬殊。2005年至2015年十年间,美国广义货币M2余额年均增速为6.6%,2015年M2占GDP比重只有70%左右。当然,有人认为,中美两国M2的统计口径不可比,而且美元是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,而人民币仍不是国际货币。尽管如此,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:我国货币投放增速确实过快。同时,它从另一侧面折射出:我国货币流通速度过缓,单位货币创造GDP的效率较低。


  再从历年银行新增贷款指标来看,2005年我国银行新增贷款为2.4万亿元,2015年银行新增贷款逼近12万亿元,相当于十年前的4.88倍,年均增长17.18%。2015年底我国银行业总资产高达200万亿元,相当于当年GDP的3倍左右。2015年美国银行总资产约为16万亿美元,占GDP比重不足100%。这一方面表明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绝对垄断地位,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银行业信贷规模扩张的能力十分强大。


  自2014年11月以来的一年多时间,央行不断放水,连续9轮降准、降息,其中,2014年底两次降准,2015年两次降准、两次降息、三次“双降”。2016年1月份我国银行新增贷款创下惊人的历史纪录,月新增人民币贷款高达2.5万亿元,2016年第一季度银行新增贷款高达4.61万亿元,再创历史最高纪录。


  为了保增长,我们有必要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,但如果货币投放过猛、过度,就会导致市场流动性过剩,甚至是流动性泛滥,这将会使经济活动中的投机行为变得更加猖獗。同时,由于纸币贬值、货币购买力大幅下降,这会导致家庭财富缩水,国民消费水平下降,甚至还会导致消费者信心受损。这样,不仅不能保增长、稳增长,而且可能还会扰乱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,不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。


  保增长与控杠杆


  在中国,经济加杠杆或杠杆化,起源于1998年房改政策及房地产大开发。1998年,我国停止城镇住房实物分配,开始推进住房商品化。住房商品化首先是房价与地价的快速回归,随即引爆了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,房价不断上涨,激发了人们购房囤房的热情,商品房投资需求瞬间被释放出来,进而推动地价不断上涨,地方政府房地产税费收入大幅上升。房地产大开发,一方面有效改善了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环境,并极大地提高了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;另一方面,它也为地方政府大力完善城市基础设施、修建高铁地铁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。


  在房地产大开发过程中,按揭购房是由首付比例控制的杠杆交易,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则是以地皮作为抵押的债务杠杆化。当然,房地产开发商拿地后,边卖图纸边建房,也是一种变相的加杠杆行为。正因如此,房地产泡沫化与杠杆化水乳交融、交相辉映、相互刺激。这是中国经济首次“加杠杆”或“杠杆化”带给我们的不确定性或潜在风险,为此,政府被迫出手干预,2010年全国大中型城市大多出台了商品房“限购令”,结果在经济下行环境下,住房成交量与房价双双下滑,2014年各地又纷纷取消了限购令,成交量与房价开始回升。


  此外,在实体经济不景气,实体投资收益下降的大环境下,由于缺乏好的投资项目,企业资金大量闲置。许多企业包括一些上市公司,甚至消极地放弃原有主业,开始涉足理财与投资。有的企业将闲置资金交由第三方打理,有的企业干脆直接参与“炒股”,美其名曰“股权投资”,还有的企业借并购重组之名,盲目赶时髦、跨界并购,一窝蜂地参股金融企业、游戏公司或影视公司,大玩资本运作,倒腾股权差价。尤其是近两年崛起的PE,野蛮生长如雨后春笋,它们借助互联网平台及新三板市场大肆吸金,然后进入A股市场疯狂“举牌”,大肆并购,这一切都是流动性泛滥、经济加杠杆、脱实向虚的最典型表现。


  事实上,加杠杆不可能推动经济增长,尤其是“脱实向虚”的加杠杆,更无益于经济转型、产业升级的战略推进,相反,高杠杆意味着高风险,如果控制不好,它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,并导致经济负增长,老百姓的储蓄与财富很可能化作泡影。


  因此,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,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、沉着应战,坚定改革方向,尊重市场规律,让股市、汇市、楼市功能回归本原,切不可简单地将央行放水与加杠杆作为保增长的手段。


  当前,传统动能已经走向S型曲线的天花板,中国经济面临转型的转折点,如果此时再依靠“强刺激”来维持经济高速成长,只会导致投资效益递减,并造成更多僵尸企业、产能过剩、技术退步等现象。


  在2016年5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,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:“要以改革促发展,以‘壮士断腕’的勇气和决心,坚决打好打赢中央企业‘瘦身健体’提质增效的攻坚战。”他还为中央企业列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改革任务清单:在两年内压减中央企业10%左右的钢铁煤炭现有产能;用3年时间通过债务重组、兼并重组、关闭撤销、破产重整、破产清算等方式,处置央企子公司中的345户大中型“僵尸企业”;今明两年使亏损面缩减30%;力争实现降本增效1000亿元以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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